中国最早的中国：轩辕国及联盟政治的肇始前面在介绍
(二)最早的中国：轩辕国及联盟政治的肇始
前面在介绍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时已经阐明，中国国家政治起源于“创世纪”前夜的较大方国的形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联盟政治的实现。显然，这个较大方国无疑就是我们熟悉的黄帝有熊国。有熊国，是黄帝时代的城市国家。根据史载和考古推断，大致位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姬水)一带，先为夏族，后与炎帝阪泉之战后，称为“华夏族”。有熊开国始于少典时代，至黄帝(姬芒)最后打败蚩尤，成为大型方国，被推为华夏及天下共祖，后迁都涿鹿古城(今河北涿鹿县)。因其号“轩辕氏”，又称“轩辕国”。这个时代就是最早的中国。
首先，黄帝时代开始的方国之间的统一战争直接导致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诞生。德国(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原苏联缔造者列宁也说：“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即该国某个阶级在战时所推行的政治，必然是而且一定是它战前长时期在国内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毛泽东曾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离不开政治，而“政治”与“国家”似乎是一对孪生的两个词，有政治必然有国家。西历前4515年前后，中原部落首领神农氏衰落后，在中原地区成长起来了分别以炎帝、黄帝和蚩尤为首的三大部族，黄帝、炎帝居西，蚩尤居东，从东北一直到东南。三大部族谁能取得适于放牧和浅耕的中原地区的统治权？于是，三者之间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且规模巨大的两次战争，也就是这两次战争奠定了中国国家政治以及中华文明的基础。第一场战争发生在黄帝与炎帝之间(一说首战在黄帝与蚩尤之间，此从《史记》)，战于阪泉；第二场战争发生在第一场战争的胜利者—黄帝与蚩尤之间，战于涿鹿，结果还是黄帝取得了胜利。黄帝通过武力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中国的国家政治时代也就正式开始了。可见，黄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越自身方国发展而进行的统一战争是中国所有战争和政治的开始，也是国家文明的开始。
其次，中国有关国家政治的原始记载，证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统治时代开始于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个记载，明确记录了黄帝战胜蚩尤，通过军事成功，被逐步脱离血缘关系的具有原始民主社会特点的联合体—部落联盟推举为大众“天子”，实现了政治统治，开启全新的联盟政治时代。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在政治统治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一是接尊号。“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种“诸侯”尊“天子”的联盟关系，在《尚书•尧典》中还有记载。根据《尚书•尧典》、《尚书•舜典》所载中国最早的中国：轩辕国及联盟政治的肇始前面在介绍 ，凡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咨询于“四岳”、“十有二牧”、“四岳群牧”，即召开联盟会议以决事。苏秉琦教授在“白氏通史”第二卷的序言中说：《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空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士(类似后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虽然《尧典》系后人追述，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这种典型而深刻的国家政治形式自然是创始于黄帝之时，然后延续到尧舜之世，使中国联盟政治形式一直延续两千多年，直至世袭政治产生。二是征世乱。“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三是开疆土，定都邑。“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厂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洞，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即建立都城于涿鹿之缘。四置官吏。“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五是重农耕和民众生活。“顺天地之化，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六是画野分州。“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有此六者，黄帝把中国真正带入了国家政治时代。
第三，历史地理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国家政治文明起始于黄帝时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东西方从氏族到国家的转折大致都在距今六千年前；彩陶的产生，由红陶彩陶为主发展为以灰、黑陶为主的文化现象的出现也大体同步。”这个思想既同美国社会科学家摩尔根“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的观点一致，也和王大有的观点十分吻合：“黄帝族于距今6500年左右，打败了炎夷联军，建立了以黄帝王族为中心的、庞大的非血亲集团的、早期国族松散联盟的宗法制国家，开始了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玉兵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黄帝北逐荤粥历法干支纪时，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黄帝城遗址位于河北涿鹿县矾山镇西历法干支纪时，古称“轩辕之丘”、“轩辕之台”。这座古老的轩辕之丘，是在黄帝与蚩尤涿鹿大战中，随着攻守需要不断加固完成的最早的军事防御设施，在天下太平后成为轩辕黄帝的都城，成为轩辕国最高首府，成为黄帝朝首个政治活动中心。现今河北逐鹿县保存下来的黄帝城、蚩尤城和蚩尤三寨便是在仰韶文化早期(西历前4500年)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垒筑(或称板筑)城遗址。而史书记载中的黄帝版图与考古学上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分布范围高度一致，而庙底沟类型遗址中出土的器物特征也与传说中的黄帝所发明使用的器物吻合，庙底沟类型兴起时代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也在西历前4000年前。另外，在南方的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通过考古发掘证实，这里可能是中国南方最早的城市。保留下来的古城墙遗址，大约建造于西历前4300左右，且连续使用千年以上。这应是黄帝朝中国南方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国城市中心。早在1977年，历史学家唐兰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中就指出：“我国的文明史只有四千多年，过去一般这样说。其实不然。从解放后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对古代文献的重新整理，应该说我国的文明史有六千年左右”。“我国历史的最早一页是黄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战与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所以我们说中国历史还是应该从黄帝开始，中国有六千年左右的文明史。”
第四，通过天文历法历史记载和天文断代，中国国家政治文明起始于黄帝时代。远古时期，天文历法是稳定社会秩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有了历法，天下才能民有所循，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赵永恒、李勇在《二十八宿的形成和演变》中按照现代岁差推算方法确定，与历法具有紧密关系的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年代在西历前5670年左右，可见中国天文学起源之早。事实证明，中国很早就已经产生了太阳历以及太阴历，现今流行的中国农历(阴阳合历)就起源于黄帝时代。《史记•历书》索隐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后汉书•律历志》注释亦曰：“《月令章句》：‘大桡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中国最早的中国：轩辕国及联盟政治的肇始前面在介绍 ，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枝干相配，以成六旬。’”《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得宝貼宛朐，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丙朔日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后汉书•律历志》记载：“黄帝造历，元起辛卯。”根据这些记载、考古发现和现代高精度天文数据历法干支纪时，赵永恒等经过计算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文明的创始者黄帝(姬芒)，生于西历前4428年2月8日(农历癸酉年二月初二戊子日)，于西历前4414年(丁亥年)即位于有熊国，于西历前4392年“杀蚩尤，王天下”，成为部落和方国联盟共同首领，于西历前4377年1月15日(甲子年甲子月辛卯日)，作《调历》；于西历前4375年1月22日(丙寅年己酉朔旦冬至)，迎日推策(意思是经过推算而预知未来的节气历数)。这个用精确天文历法推断的黄帝“王天下”的时间点，正在距今6400多年前。台湾学者陈致平10卷本《中国通史》中说：“黄帝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可能已经有了干支纪时，已经有了房屋与衣裳，已经有了交通工具，已经有了木器与陶器，已经有了弓矢干戈，已经有了货币与交易。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蚕丝与文字。……在那个时代是我们一切生活文明的一个开端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祖先已经有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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