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区别
一、什么是三观？
通过百度搜索，我们知道，三观一般而言是指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是被大多数人所认知的三观，它们辩证统一，相互作用，崇高的真善美为三观的追求目标。
世界观，也叫宇宙观，是个哲学上的概念。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由于人们的社会处境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或宇宙观。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两者关系的不同回答，就划分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基本类型，即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
价值观是指人们在认识各种具体事物的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价值观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进而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并使之成为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一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就社会和群体而言 ，由于社会成员的更替和环境的变化，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又是不断变化着的。一般上来讲，传统价值观会不断地受到新价值观的挑战。对社会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目中的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构成了价值观体系。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
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一般来说，人生观是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二、 三观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一个人一旦确立了世界观，他的价值观就在他的世界观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世界观，他的价值观就是盲目的价值观。其次，一个人一旦确立了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就会在其价值观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刘邦看到秦始皇仪仗队自然地说到：“大丈夫当如是也”易经的人生智慧观后心得，这是刘邦的人生观。而项羽看到秦始皇仪仗队却自然地说到“彼可取而代之”，这是项羽的人生观。从这一点上来讲，刘邦和项羽的人生观显然是不同的。两个人对应的价值观的区别是，项羽在对待秦国和刘邦的军队和百姓，在战场上手段是残忍的。而刘邦主要战场是针对项羽展开的，以军事上对抗和政治上的瓦解为主，其手段相对而言就仁义许多。但就项羽而言，他喜欢廉洁、品行端正的人，对他人的情感也很专一。但在他战胜秦国军队之后，一把火烧了阿房宫。而刘邦本人却“好酒及色”，对待像陈平一样的市井无赖也能授予高官厚禄。这里我们通过这个两个历史人物，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从一个人的人生观，就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
而通过世界观，来确定价值观，是有一定哲学和文化素养的人，才能做到的。只有确立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人，才能确立这个人是个有信仰的人。而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是不能确立其信仰的，这是因为唯物主义没有精神层面的信仰内涵与外延和绝对意义上的缘由。唯物主义，强调实证，确实，可靠。而唯心上信仰所期盼的内容，恰恰与此相反，是强调非实证的久远和虚无，不确定却坚信，不可靠却坚守。
三、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观之来源
孔子确立的儒家价值观，既是唯物主义的，也是唯心主义的。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八佾》第十二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既是在唯心的问题上，实际上是非常务实唯物的。《论语·子路篇第十三》：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人的可贵，首先在于人的精神。如果人没有了精神层面的世界观，同虫子和细菌还有什么本质区别？牛马、猴子、猩猩区别于虫子和细菌，因为它们也是有精神层面上的活动。孔子的世界观，认为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是高于物质层面价值的。衡量君子的标准，是看重精神层面的东西，评价君子还是小人，不是看物质层面的东西。老农，老圃手艺再好，不见得是君子，而一个人即使没有手艺，没有钱财，只要品德好，文化好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区别，也可以定格为君子。《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即使孔子这样有学问的人，并不排斥物质财富。但即使子贡善于理财，孔子评价他的品行指标时，也排在品德无可挑剔的颜回之后，即使颜回常常一贫如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通过“养正”的途径来塑造人的正确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而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来源是《易经》。“养正”，其实也就是如何培养出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其理论来源就是大道之门的《易经》。
四、《易经》所提供的宇宙观
《易经·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虞翻曰：天贵故“尊”，地贱故“卑”。“定”谓成列。荀爽曰：谓否卦也。否七月，万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虞翻曰：乾高贵五，坤卑贱二，列贵贱者，存乎位也。荀爽曰：谓泰卦也。侯果曰：天地卑高，义既陈矣；万物贵贱，位宜差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虞翻曰：断，分也。乾刚常动，坤柔常静，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方以类聚，《九家易》曰：谓姤卦，阳爻聚于午也。方，道也。谓阳道施生，万物各聚其所也。物以群分，《九家易》曰：谓复卦，阴爻群于主子也。阴，成故曰物“物”也。至于万物一成，分散天下也。以周人用，故曰“物以群分”也。吉凶生矣。虞翻曰：物三称群，坤方道静，故“以类聚”。乾物运行，故“以群分”。乾生，故“吉”；坤杀，故“凶”，则“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虞翻曰：谓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丧乙，坎象流戊，离象就已，故“在天成象”也。在地成形，谓震竹巽木，坎水离火，艮山兑泽，乾金坤土。在天为变，在地为化，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虞翻曰：旋转称摩薄也。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
坤以二五摩乾，成巽、离、兑。故“刚柔相摩，则八卦相荡”也。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虞翻曰：鼓，动。润，泽也。雷震庭艮，风巽雨兑也。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虞翻曰：日离月坎，寒乾暑坤也。运行往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故“一寒一暑”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荀爽曰：男谓乾，初适坤为震；二适坤为坎；三适坤为艮，以成三男也。女谓坤，初适乾为巽；二适乾为离；三适乾为兑，以成三女也。乾知大始，《九家易》曰：始，谓乾禀元气，万物资始也。坤作成物。荀爽曰：物谓坤任育体，万物资生。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虞翻曰：阳见称易，阴藏为简，简，阅也。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阅藏物，故“以简能”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虞翻曰：乾悬象著明，故“易知”。坤阴阳动辟，故“易从”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虞翻曰：阳道成乾，为父，震、坎、艮，为子，本乎天者亲上，故“易知则有亲”。以阳从阴，至五多功，故“易从则有功矣”。蜀才曰：以其易知，故物亲而附之。以其易从故物法而有功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荀爽曰：阴阳相关，杂而不厌，故“可久”也。万物生息，种类繁滋，故“可大”也。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姚信曰：贤人，乾坤也。言乾以日新为德，坤以富有为业也。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虞翻曰：易为乾息，简为坤消，乾坤变通，穷理以尽性，故“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荀爽曰：阴位成于五，阴位成于二，五为上中，二为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也。
圣人设卦，案：圣人谓伏羲也。始作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矣。观象，系辞焉，案：文王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系属其辞。而明吉凶。荀爽曰：阴得明吉，阴失明凶也。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虞翻曰：刚推柔生变（外力作用为变），柔推刚生化也（内力作用为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虞翻曰：吉则象得，凶则象失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荀爽曰：忧虞小疵，故“悔吝”也。虞翻曰：悔则象忧，吝则象虞也。干宝曰“悔亡则虞，有小吝则忧。忧虞未至于失得，悔吝不入于吉凶。事有小大，故辞有急缓，各象其意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荀爽曰：春夏为变，秋冬为化。息卦为进，消卦为退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荀爽曰：刚谓乾，柔谓坤。乾为昼，坤为夜。昼以喻君。夜以喻臣也。六爻之动，陆绩曰：天有阴阳二气，地有刚柔二性，人有仁义二行。六爻之动，法乎此也。三极之道也。
以上《易经》所给出的世界观，明显是客观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用现代语言来讲，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和自转，以及地上的水、火、木、金、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者我们这个世界的生命产生、运化以及吉凶走向。《易经》在理论上明确指出只有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是我们人类应该始终秉持的核心理念。
五、《易经》所提供的价值观
前面讲过，价值观是评判是非的标准。《易经》的448条《象辞》，明确地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君子面对不同局面应该采取的价值取向。比如《乾》卦局面，是阳春三月，意气风发之际，君子当“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坤》卦局面，是面对寒冬腊月，时运不济之际，君子当“忍辱负重，厚德载物”。《屯》的局面，面对困难重重之际，君子当“用其所学，经纶社会”。无论什么样的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从蒙童长大成人。所以《易经》《蒙》卦给出的价值观是：“山下出泉，蒙。虞翻曰：艮为山，震为出，坎象流出，故“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虞翻曰：君子谓二。艮为果，震为行。育，养也。二至上有颐养象，故“以果行育德”也。”一个人或一个集体，面对极大的危险处境，就是《大过》卦的《象辞》所指出的价值观：“君子以独立不惧”。当一个人或集体面对安泰局面，《易经》提供的价值观是：“君子要辅天地之宜”，不要暴殄天地的赐予。当一个人或集体面对安稳的局面，《易经》提供的价值观是：“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如此等等。
六、《易经》所提供的人生观
老子的最主要人生观是“出生入死”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区别，孔子的最主要人生观是“朝闻其道，夕死可矣”。老子认为“绝学无忧”，只有道法自然，才是人类不可偏离的思想出路。老子依据《易经》作《道德经》，成为道家鼻祖。孔子认为，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自人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所以他在《论语》首句就说“学而时习之”。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创私学的人，他的人生观也是倡导教育优先。《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论语·述而篇第七》：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老子认为，人有生就有死。关于生与死的事情，老子认为这是客观决定的，不是主观能决定的。所以他在道德经最后一篇，谈到他所期望的“理想国”，是顺随自然而生好，顺随自然而活好易经的人生智慧观后心得，最后顺随自然而回归自然。老子的“理想国”，也是孔子所期盼的。《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如果我们一个时代的社会公民，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是孔子说忧患的。
与老子、孔子截然不同的人生观，要数那个企图万事为帝、祈求长生不老的秦始皇了。他继承了秦国的一贯做法，采用阴谋和杀戮既定方针统一了六国，然后采用严刑苛法来统治已经统一了的国家，且将老百姓更名为“黔首”，历代正人君子，怎么可能不对他口诛笔伐？
七、《易经》所提供的“养正”或培养相对正确“三观”的理论依据
《易经》在理论上指出，培养正确人生观的目的是造福社会。人类社会只有通过营造好的社会环境，才能持续使得社会成员在正确的人生观环境之下修生养息。“养正”就是是启蒙教育，就是用圣贤的经典来蒙童，使得他们将来成为一个有益于家庭的成员、能自然而然地为社会做贡献的成员。三观正确，才能成为有良知、有信仰、品性端正的“成人”，这不是通过好吃、好喝、好的住处和交通工具就能实现的。在理论上，也就是在《易经》体系中，是《蒙》变《颐》，《颐》变《观》过程。学习的第一目的是使自己能自食其力，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一致的。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公民，一旦能成为社会管理成员，才有可能符合《噬嗑》卦的“先王以明罚勑法”的道德规范。只有为人公正、公开、公平，才是个有文化的官员，才能做到《贲》卦“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文化的指向是文明，文明的归宿是道德。真正有文化的人，其本质是其所追寻的道德价值，而不是其文采本身。所以《易经》在《序卦》上将《剥》卦放在《贲》卦之后。真正有文化的管理者，不是您剥削他人，而是您自愿接受被管理者的剥削或剥蚀。太阳发光，温暖了我们，消耗了自己，是我们剥削了太阳，不是太阳奴役我们。所以有文化、有地位、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做到《剥》卦象辞：“上以厚下安宅”，通过奉献接受不如自己的人的“剥削”。也是老子在《道德经》中的“德经”首句所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序卦传》将《大畜》排在《颐》前，指出了只有通过圣贤之教，才能“养正”，才能教养出正人君子，才能孕育出大贤大德。只有大贤大德处在社会主导地位，《剥》而后《复》，生民才能顺利地度过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艰难困苦。《论语》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复》而后《无妄》，只有生民听从圣贤之道 ，才能与自然和谐共处。《大畜》与《萃》旁通，只有以圣贤之道进行思想上的塑造或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社会才能人才辈出，群英荟萃，当前中国社会所期盼的“大家”才能不断涌现。只有圣贤之道，才能造就贤能。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爱因斯坦取得的《相对论》成就，来自休谟和马赫思想的启发，牛顿则是站在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巨人的肩膀上，才创立了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即使康德的理性哲学易经的人生智慧观后心得，也来自牛顿的自然科学和卢梭、休谟、贝克莱、洛克、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人的成就。
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易经》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称，其前身是德国古典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精神只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最高形式。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能够认识并正确运用客观规律。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引出来的，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以下3个规律：（1）从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2）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3）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运动的根源在于矛盾。矛盾双方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人们要认识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必须通过实践，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个别人的认识又是有限的，这个矛盾要在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主要是唯物主义世界观，这同《易经》在《系辞》中所提供的世界观是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者判定是非的准则。《易经》中爻象变化所导致的卦象变化以及在卦象基础上的爻象发展变化，事实上就是“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易经》中旁通卦之间的转化关系，事实上就是“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易经》中旁通卦之间的循环往复，实际上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但《易经》给出的辩证法原则，是道法自然的辩证法，不是黑格尔的简单的、形而上学上的辩证法。
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科学原则，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从“三观”角度就道德原则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是我们必须坚守和维护的。总体而言，不仅中国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中国道德智慧。
九、结 论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而且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鉴于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传递出他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观。在2014年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的两年间，习近平又对此有过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和6月，习近平又连续两次对“文化自信”加以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要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优秀的国学传统哲学文化，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不可抛弃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继续走向繁荣和富强的思想动力。国学尤其是儒家道德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中国成为文化强国的需要，是我国持续改革开放的需要，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走向富裕、幸福、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塑造正确“三观”不可或缺的圣贤之教、圣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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